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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

  16世纪是格鲁派在西藏发展相对艰难的一个时期。在与藏巴汗斗争并处于不利地位的关键时刻,三世达赖应邀去蒙古传法,把格鲁派的势力推广至蒙古,为格鲁派的发展赢得了强大的后盾。三世达赖在蒙古地区的传法活动,客观上为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及祖国统一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格鲁派;俺答汗

  [中国图书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3-044-05

  15世纪中叶,后藏的仁蚌巴家族实际上已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控制着日喀则广大地区。1481年,在噶玛噶举红帽系曲扎益西的唆使下,仁蚌巴诺布桑布的两个儿子带领1万多后藏军队,又占据了乃乌栋,把当时支持格鲁派的乃乌栋宗本阿旺索南逐出其领地。接着帕竹第八代法王阿格旺波死,其继承人阿旺扎西扎巴因年幼,由红帽系曲扎益西和仁蚌巴措杰多杰代理摄政。仁蚌巴一时权势极盛。仁蚌巴控制拉萨后,自1498年至1517年近20年间,禁止哲蚌、色拉两寺僧人参加每年一度的祈愿大法会。在这期间,改由噶举派和萨迦派的僧人主持法会。虽然名存实亡的帕竹政权及其属下的部分贵族仍支持格鲁派,可其势力远不如新兴的仁蚌巴。在这种情况下,格鲁派需要依靠自己去寻找新的出路。

  一、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及其早期活动

  (一)转世之背景

  自从三大寺建成后,大量原属噶当派的、散布在各地的寺院几乎都先后改宗格鲁派成了三大寺的属寺。格鲁派僧人又想方设法在卫藏各地兴复旧寺或创建新寺。这样,格鲁派寺庙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实力集团,足以自立。但首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机构,使格鲁派所有僧众紧紧地团结在它的周围,与敌对的势力作斗争。于是,格鲁派上层喇嘛首先采取了让他们的领袖人物转世相承的办法,从而一方面可以得到一个稳固的领导集团;另一方面又以转世者的名义在社会上进行活动;同时还可避免内部因夺取领导权而引起的纠纷;还由于前后领导人在名义上是一个人,他的社会关系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下来;他的身分也可抬高到世俗贵族以上的地位,更便于和贵族领主们相周旋。因此,根敦加措当时被认为是根敦来巴的转世进行相承,是有它一定的历史背景。①

  1517年,帕竹巴的实力有所恢复,从拉萨赶走了仁蚌巴。恢复由根敦加措主持祈愿大法会。根敦加措还在哲蚌寺的西南边创建了甘丹颇章,又设立了第巴一职来管理寺属庄园农奴的一切事务。虽然在他做格鲁派领导人的这个时期,政治形势并不是对格鲁派有利的,但甘丹颇章的兴建与第巴职位的创设表明,格鲁派的实力仍然稳步增长。在他死后,索南加措被认定为他的转世灵童,转世相承的制度就更明确地树立起来了。

  (二)身世、教育及早期活动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于1534年即藏历第九绕迥水兔年,出生在拉萨西北的堆龙地方的一个贵族家中。他父亲是第巴南杰扎巴,出生于玛氏家族,即西藏最初出家的7人之一的家族。他的母亲也是帕竹属下的一个官宦人家。据说他在3岁时,记起上一世根敦加措时的各种事迹。因此,说他是根敦加措转世的消息传到各方。后来格鲁派经过一番商议后,认定他为根敦加措的转世。格鲁派上层喇嘛们选他作为根敦加措的转世,可能也有加强格鲁派和帕竹政权间关系的意图。

  此后,他从班钦索南扎巴那里接受了禁事戒,并被起名为索南加措。7岁即1549年,由班钦索南扎巴任堪布,桑布曲杰勒贝顿珠任业轨范师,给他传授了沙弥。1552年即藏历水鼠年,就任哲蚌寺的第12任法台。次年藏历正月,举行祈愿大法会时,他又做了这次法会名义上的主持人,并为与会僧众讲说《佛三十四本生》。②然后他历游前后藏,从师学法。1558年,他又兼任了色拉寺的法台。到1564年他22岁时,从卸任甘丹赤巴克珠格勒贝桑布处受了比丘戒。然后又周游各地,收徒传法。此时,索南加措在前后藏已广为人知。

  在他年仅14岁的1556年,曾调停了东第巴与琼吉大人间的不和,使两人停止械斗,终归与好,得到了卫藏各界普遍的称赞。③1575年,他主持完祈愿大法会,回到哲蚌寺。仁蚌巴率领近万名后藏军队占领了拉萨周围许多地方,并驻扎于堆龙附近。当时由三世达赖的强佐(管家)贡桑孜巴念咒施法,使仁蚌巴的军营被雷击失火,全部逃离拉萨。④不管是不是念咒施法击退的仁蚌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索南加措被认定以来,格鲁派的实力仍处于稳固发展的状态,并有所加强。索南加措在卫藏享有相当的威望,因而也就传入了俺答汗的耳朵里。《明史》记载说索南加措“有异术能服人,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儒,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这些话虽然过于夸张,但还是体现了索南加措在当时西藏社会的显赫地位。

  二、三世达赖喇嘛的主要业绩

  1559年,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率部进入青海后,为了一方面巩固在青海广大藏区的统治;另一方面,自己也悔恨以前发动的战争,开始留心佛教。于是,俺答汗向他那里的若尔若盖阿桑喇嘛询问西藏佛教。阿桑喇嘛向他介绍了三世达赖的功德,他便顿生敬仰之心。⑤并于1574年第一次派人进藏延请索南加措。但当时索南加措没有立即答应到青海去,只是派僧人去了解了一下情况。1576年,俺答汗再次遣使邀请,索南加措于是答应去青海。在第二年藏历11月6日从哲蚌寺启程,先去大、小昭寺和甘丹寺做完祈愿法事,然后北行,经热振寺来到青海。当时前来为他送行的可以说是卫藏知名高僧、贵族几乎俱全,“有在任和卸任的甘丹赤巴、色拉寺和哲蚌寺的讲经师、仁波且博喀哇、藏巴班钦日巴僧格、温萨巴桑结益希,本洛札西仁钦、嘉囊噶尔巴本洛南喀强巴等,还有艾日果,达波、雅陛等地的许多堪布、上师,泽当和贡噶的代表,各地方首领或他们的代表,萨迥扎西扎丹主仆等。”⑥此次前去青海和蒙古等地,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格鲁派政治目的的实现和它在蒙古的传播。在噶玛噶举派与格鲁派在卫藏斗争激烈的形式下,索南加措的青海之行,除了传法,还带着特殊的使命,即为格鲁派寻求新的支持者。到了青海后,他的这个目的圆满实现了,他受到土默特等部的热情欢迎和丰盛供养。1578年,他初来青海的途中,俺答汗曾3次派出官员远迎。从第一次的800余人到第三次的3000余人,规模愈来愈大,每次奉献大量贡品,极为虔诚。当达赖行近恰卜恰时,俺答汗率万余人来迎,设盛大欢迎会,会上向索南加措敬献了用500两白银制成的曼遮、容量约为1升的盛满珠宝的黄金碗、红黄绿蓝白诸色绸缎20匹,带全套鞍辔的白色宝马10匹为主的骏马、五色团花锦缎10匹、白银千两、布帛绸缎等无数物品。⑦此后,在大乘法轮洲寺的开光仪式上和后来索南加措为俺答汗做禳病祈寿的法会上,俺答汗又献了无数个金银珠宝,佛教法器和绸缎布帛等。在做完禳病祈寿法事后,俺答汗把以百两黄金做成的金印一颗、上饰玉龙、刻新制蒙文“金刚持达赖喇嘛印”赠予索南加措,并赠号为“瓦齐尔达赖喇嘛”,这也是“达赖”称号的由来。索南加措也向俺达汗回赠了“法王大梵天”的称号。在三世达赖剃度王族子弟为首的百余人出家后,俺答汗又献黄金百两,百银3000两以及鞍具、绸缎、布匹等。俺答汗归依索南加措的这些事实表明,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蒙古王公建立了起密切的关系。随着这种关系的建立,格鲁派迅速传播到蒙古族中。

  1578年,索南加措和俺答汗在措卡会见之后,举行了10余万人的集会,会上由鄂尔多斯的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代表土默特等三部首领作了重要演讲,演讲的原文在《三世达赖喇嘛传》、《安多政教史》及益布坚赞的《菩提道次传承高僧传》等中均有记述。其内容主要讲土默特等蒙古三部将由萨满教转信佛教,废除原来夫死妻殉,亲属死后竭力宰杀驼马作为死者“盘费”的落后凡俗等。此后,在大乘法轮洲(仰华寺)的开光典礼上,俺答汗亲自焚毁他所依止的翁公像,其他人纷纷效法。应该看到,在索南加措的劝导和努力下,蒙古各部决定废除原有的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这在客观上对牧业生产以及整个蒙古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也赢得了群众对格鲁派的热忱。1579年夏,俺答汗东回内蒙,索南加措派第二世东科尔活佛同行,二世东科尔云丹加措在内蒙居住数年,为巩固格鲁派和蒙古王公的联系起过很大的作用。

  1583年俺答汗死,他的子孙邀请蒙古各部汗王并邀请索南加措为俺答汗会葬。索南加措于1583年起程,1586年到呼和浩特,沿途又对蒙藏各部落演讲佛教,并得到各部汗王的信奉,有的还出家。1587年,索南加措与内蒙古各部汗王共同参与俺答汗的葬礼,他又向他们说教,各部汗王也都从此信奉了格鲁派。⑧虽然还有个别部落仍信奉噶举、萨迦等派,但绝大部分都是从此崇信格鲁派,有的汗王还规定他的属民必须信奉格鲁派,不然,抄没其帐房和牲畜等。⑨据说索南加措离开土默特以前,蒙古人曾要求他在他来生转世时转生到蒙古族中。实际上,可能是格鲁派想利用转世这一手段来加强与蒙古汗王的关系;自然也会加强蒙古人对格鲁派的信仰。索南加措来青海之前,从土默特等部王公到一般蒙古族群众,传统的萨满教仍占主导地位。索南加措的青海之行,其最大的收获就是格鲁派得到土默特等部的支持,使格鲁派突破民族界限,迅速传到蒙古族中。后来在17世纪中叶,格鲁派在与噶玛噶举派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得到固实汗为首的和硕特部的支持,并夺得西藏教派的统治地位,若追溯其根源,还得归功于索南加措在青海和蒙古时所奠定的基础。

  其次,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为格鲁派赢得群众并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在青海活动期间,索南加措凭借自己的宗教地位,多次调解了各民族间、同族各部间的矛盾和纠纷;并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得到了朝廷的承认与支持。这不仅对安定社会、促进民族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还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扩大了格鲁派的影响。

  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俺答汗拥众入据青海后,累犯庄、凉、西宁等地,对明朝造成威胁。明朝更担心土默特等部不遵盟守约,生怕死后西陲无复安枕之日。⑩明朝正因俺答汗西入青海感到头痛,又无办法之际,“听说,俺答汗对索南加措非常尊重,言听计从,乃于1578年命甘肃巡抚侯东莱差人到青海请索南加措到甘肃与他会晤,并嘱索南加措劝说俺答汗率众回内蒙古”。[11]索南加措在甘南受到与八思巴同等的隆重接待。在那儿他还给明宰辅张居正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有阁下分付顺义王早早回家,你就分付他回去。”[12]《明史》里说,张居正当时接到信和礼物后,“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索南加措的那封信“至少说明两个重大问题:第一,索南加措根据明帝的意图,办了一件明朝皇上办不到的事,即由索南加措吩咐顺义王俺答汗由青海返回内蒙;第二,从此达赖喇嘛与明朝政府正式发生了关系。当时明朝还没有给索南加措赏赐封号,但按明朝的制度,只有法王、国师才有资格向皇上进贡,这说明明朝政府已承认了索南加措在西藏宗教上的崇高地位。”[13]

  同年夏天,俺答汗听从索南加措的劝告,回土默特本部。为此,“农历八月,明皇帝派三个大臣持‘所有地面的保护者’的封诰印信来措卡拜见达赖,献衣服三套及金银、绸缎、宫内同器等。信中并说‘朕将请足下到朝廷;并封其襄佐(管家)为国师,亦赐印信。”[14]

  索南加措极力劝善止恶,反对战争,在10万人的集会上之彻底洪吉的讲话中,曾就有禁止蒙古各部对汉、藏等各族进行无端抢掠的规定。有文献还记载,俺答汗“道侵瓦敕,为所败,归次青海建仰华寺以居琐南,大会诸部,谋报瓦敕,琐南止之,且戒以勿好杀。”[15]1579年4月,索南加措在措卡调解了长期以来漠南蒙古各部与瓦敕蒙古之间的纠纷;1584年,他从临洮折回青海宗喀,调解平息了当地汉蒙之间的纠纷;1585年,他到达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西拉乌苏河右岸的依克沙巴尔,又调停了3个蒙古部落间的战争。[16]他的这些做法得到于长期遭受战争之苦的各族人民的拥护,为格鲁派赢得了群众,客观上为安定社会、民族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1558年,明朝廷赐给索南加措以“朵儿只唱”的封号,并邀他到北京与明皇帝会晤,讲经说法。索南加措欲前往拜见皇帝,不幸于是年在内蒙古卡欧密途中圆寂,时年46岁。

  再次,索南加措为了弘扬格鲁派教法,扩大势力,还前往安多、康区等藏区讲经说法,并主持创建了一些寺庙。1578年,索南加措去土默特时,曾在宗喀巴出生地的塔旁建了一座寺庙,后来到1583年再次来青海时,由当地头人作施主扩建了该寺,逐渐成为格鲁派五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他到青海后,还特地去夏琼寺朝拜。由于它是宗喀巴初通佛学之根本寺,索南加措极为重视。他曾在该寺向寺僧讲经,并为一些人授比丘戒,还剃度一批人出家。俺答汗回蒙古后,索南加措受云南丽江土知府木氏之请,前去云南。把格鲁派教法第一次传到云南藏区。后又去往理塘,在理塘主持创建了理塘寺,寺名佛教大慈十方尊胜寺。[17]2年后,他又历游芒康、察雅等地。后来到宗喀巴的再传弟子沃必多吉创建的昌都兹氏洲寺,该寺僧人并请他做了这个寺的名誉堪布。他又从此受请到过别的许多寺院。

  三、结语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自从被认定为根敦加措的转世相承以来,钻研经书,广传佛法,并为格鲁派的发展与弘扬积极活动。特别是在他应俺答汗之请到青海后,使格鲁派突破民族界限,传到蒙古族、汉族、土族等民族当中。这不仅扩大了格鲁派的影响,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且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的了解。除了传教,索南加措还极力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因此博得了群众的信仰与拥护,为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作出了贡献。他为蒙古各部汗王、贵族讲经说法,使绝大多数蒙古部落从此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实现了他自己前来青海的一个重要目的。他还办了一件当时连明朝皇帝也无法办到的事情,并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受到了朝廷的赐封,地位更加显赫。他的所作所为一方面体现出一位宗教领袖广传教法,力求和平以及爱护众生的慈悲之情;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在当时形势之下一位格鲁派领导人的精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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