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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藏自治区重视使用藏语文之管见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没有语言,社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文字从属于语言,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也是人类进入文明史的重要标志。同时,一般来说,一种共同的语言(包括与此相应的文字),还是构成民族共同体的要素,“无论是确定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还是确定这些共同体的每个类型的基本特征,语言早已不可变更地上列到首位”(<苏>勃罗姆列伊:《民族与民族学》)。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丰富多采的民族语言文字。不言而喻,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时期,也是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繁荣的时期。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并将它列为民族区域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各民族社会主义一致性的增长,同时伴随着民族特性的充分发展和民族形式的多种存在,正是反映了各民族人民彻底摆脱阶级压迫的桎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走向共同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西藏人民发奋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实践,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一部分,同时具有西藏自身的很大的特殊性,藏语文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自1987年7月颁布、1988年7月开始实行以来,西藏藏语文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新的成就,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存在的问题仍较多。其主要表现如下:一是《规定》中的一些具体要求远未做到,近乎“纸上谈兵”;二是“以藏语文为主”的方针的落实,面上的表现多,实质性的转变还不大;三是“藏语文为主”与“藏汉语文并用”的主次关系并未认真理顺;四是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很差。究其原因,有认识问题,有实际困难,但当前的关键还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

  要在西藏真正做到重视使用藏语文,首先必须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有个正确的认识,真正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特别要解决领导层的认识问题,端正态度,进而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就此略陈浅陋之见,谬误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教。

  西藏位于祖国西南边防前哨,现有藏族人口200余万,占全区总人口的95%以上,而其中90%以上的人只通用藏语,不懂其它语言。

  语言文字,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没有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崩溃”(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语言本身没有阶级性,任何阶级都离不开它。在语言的非常广阔的服务领域中,自然包括政治领域。在现时社会,人们首先要用它来为当今政治服务。显而易见,在西藏,我们只有依靠藏语文这一“工具”,才能最广泛地动员广大群众,最有效地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最直接地做好民族、宗教、统战工作,最有力地分化、瓦解、打击民族反动派即分裂主义分子,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事实上,西藏的革命历史早已证实了这一点,十八军等“老西藏”亦为我们做出了榜样。1951年,人民解放军刚刚进驻拉萨,立时创办了以学习藏语文为主要目的的军区干部学校。其社会作用如何?这里不妨转译一段现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当年军区干校藏语文教员唐麦?贡觉白姆的客观叙述:“当时人民解放军有为西藏人民竭诚服务的心愿,但因不会说一句藏语,无法与当地群众沟通关系,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军区首长决定创办干校,组织十八军五百多名指战员学习藏语文,并把它当做最重要的任务”。指战员们住帐篷,吃生煮的豌豆,克服学习中的种种困难,“终于学会了用藏语通话。他们深入群众,巡回医疗,助民秋收,直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使群众不再听信帝国主义的谗言,开始信赖、爱戴共产党和解放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西藏文艺》91―2)。

  今天,西藏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和语言环境已有很大不同,但必须看到,藏语文问题在某些方面比起过去显得更加敏感、严肃和突出。众所周知,分裂主义分子在藏族文化(自然包括藏语文)问题上,一直攻击我们党和政府,并以此盅惑人心,挑唆滋事。有关资料还表明,在美国等国“对藏语的研究出现了由政府方面给予政治支持和财政资助的局面”(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联系帝国主义国家在西藏问题上一贯居心叵测,这种对“藏语研究”的“政治支持”和“财政资助”,就绝对不会是单纯学术性的。因此,新形势下的藏语文工作,比五十年代牵涉面广,层次多,影响大,对我们的要求也更高。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越来越注重藏语文工作,采取了一系例具体措施,使得国内外敌人越来越无计可施。可见这项工作本身就与对敌斗争紧密相关,是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和手段。

  为做到重视使用藏语文,有必要弄清西藏“双语”人群和汉语普及率的问题。应当看到,“双语”人口迄今仍主要限于干部职工和大中专学生,汉语普及面亦仅限于企事业单位和城镇少数居民,且大部分又限于使用一些新词术语或日常口语,真正精通“双语”的人很少,甚至可以说极少。就西藏而言,90%以上的群众只通用藏语,绝不可能构成“双语现象”。倘若片面强调“情况变化”而忽视藏语文工作,甚至不合时宜地宣传“民族主体语言文字单一化走向多元化”(《西藏社科论文选》)之类的“理论”,势必自觉不自觉地脱离基本群众,脱离客观实际。

  我国的民族分布,呈现出以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汉族人民为主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故而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融合的现象。以至于目前,全国“少数民族中和汉人接触多的大多已学会汉语”(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与全国一般情况相比,甚至与全国其它民族自治地方相比,都有很大的差别。

  在西藏,几千年来基本上是藏族居民相对单一地聚合居住,“藏族能在海拔很高的高原劳动和生活”(出处同前),迄今仍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行着“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自治的几个问题》)。尤其是绝大部分农牧区的居民成份很少发生变异,乃至解放以后,由于山高缺氧等原因,也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杂处。同时,这里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人民群众时时刻刻使用着的交际工具至今依然是藏语文。藏语一般分为三大方言区,但文字是完全通用的。文字的字面读音在不同方言区有一些差别,但书写形式、文法规则、记叙意义在各地都完全一致。这些就是西藏具体环境下的特殊语言规律。

  语言文字,又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然而语言的民族性往往会成为不同民族间交流思想的障碍。正如周总理说过的那样:“不能够通话,怎么能交心、谈问题呢?”(载《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在西藏处理好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民族关系、军民关系、党群关系。正因如此,毛主席、周总理曾经一再要求进藏干部要学习、使用藏语文。周总理甚至要求“五十岁以下的都要学会藏语,五十岁以上的也要学一些”(出处同前)。一大批“老西藏”确实实践了这一指示,不仅十八军指战员身体力行,而且此后“西藏各级党政机关的汉族干部学习藏语文蔚然成风,培养了一大批讲藏语的汉族干部,有些还成为精通藏语文的翻译骨干”(《西藏革命回忆录第一辑》)。令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当年十八军司令员张国华同志在“进藏初期就利用工余时间带头学藏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同志“在自己的办公室挂起一块小黑板,拜藏族干部为师,认真学习藏语”。“后来,他在同上层人士和群众谈话时,常常使用藏语,使大家感到格外亲切”(出处同前)。这种使人感到“格外亲切”的语言功效,绝非一般形容的“妙语天下”所能比,更迥异于佛家的“谈空说有”,而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沟通思想感情,增进民族团结的一贯政策的具体生动的体现,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不可缺少的工作。

  反之,假如把藏语文工作当成只是“政策性”的工作,或者当成只是本民族干部群众的事,则无异于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把这一问题推向另一个极端。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不用民族语文,“可以照样做好工作,社会活动不会受到影响。这些认识,只是对现象的分析,而没有对社会效果的分析”(黄光学:《新时期民族问题探索》)。这里摘译88年5月11日《西藏日报》藏文版刊登的朗卡孜县的一封“读者来信”,从中可以窥见,当藏语文的使用不被重视时,群众有多么不方便,工作又受到多大的损失。来信写道:“农牧民都不懂汉语,到机关办事,时常遇到很大的困难”,“区乡干部都是藏族,汉语文水平很低,看不懂汉文文件。有时一些重要文件只好搁在一边,有时不得已请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翻译”。这些例证足以说明“令人不懂的语言意味着人们之间正常交际的断绝”我们切不可忽视语言“所制造的一些客观障碍因种种社会心理因素而得到加强”,(<苏>勃罗姆列伊:《民族与民族学》)。只有从将近二百万不懂汉语的西藏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重视当地语文工作,才能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增进干群关系,才能形成动员全区人民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江泽民总书记来西藏视察工作时,再一次号召进藏干部要尽可能学习藏语文。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是,如同列宁教导的那样:必须“消除民族间最微小的不信任、疏远、猜疑和仇视”(《腐蚀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义》),以巩固、完善和发展全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藏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堪与世界任何一地中世纪文明“相媲美的辉煌文化”,“不愧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颗璀粲的明珠”(于乃昌:《藏族审美文化》)。做为藏族文化的基础、载体与传播工具的藏语文,储藏了浩如烟海的藏族民间文学材料,记录了在国内数量仅次于汉文、卷帙浩繁、弥足珍贵的藏文典藉,保存了全部“大小五明学”。正是藏族古老而独特的文化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并趋使不少国家的知识界对之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全世界范围内,藏学已寝寝成为显学”(季羡林语,载《中国藏学》91―1)。我们今天挖掘、研究这些古典文化,继承、发扬其优秀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都离不开藏语文这一基本工具。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所言:“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的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语言与文化》)。

  诚然,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最根本的是它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但即便如此,也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才容易为当地群众所接受,进而变成他们的实践活动。而语言文字“在广义文化的所有成份中”,“一般具有表现得最明显的民族功能”(<苏>勃罗马列伊:《民族与民族学》),或者说,“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上”(老舍:《关于文学语言问题》)。西藏在包括思想理论、文学、艺术、教育、卫生等等在内的“广义文化”上,显然必须主要采取藏语文的形式。特别是在农牧区,在群众文化教育方面,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加强藏文扫盲工作,进而让广大群众把握社会主义,掌握科技知识,开展文娱活动。如果离开藏语文,侈谈提高“民族素质”,或者臆想不学母语,“直接过渡”,那是极不现实的。因为“任何权威想要凭一己的意志改变语言的规则,无异于让血液倒流,要求秧苗在几天里长出稻谷,是怎么也不可能的”(《语言学大纲》)。

  简言之,当前充分使用好藏语文,既是西藏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发人的智力,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条件。唯有坚持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地方特色相统一的各民族文化,才有利于不断充实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体现出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性。

  藏族“一向有学习其它民族先进文化的传统,同时又有使之扎根藏族土壤,很快藏族化的创造力”(《藏族文学史》)。藏族文字的创制发展过程就是如此。现行藏文创制距今1300余年,一共有三十个辅音字母、四个元音字母。它完全合乎世界先进的表音文字体系的所有特点,即“使用一套字母,每个字母表示一定的读音,而不直接地、单独地表示词或词素的意义。将字母组合成各式各样的字,代表语言中的词,人们看到字就能读出音来。表音文字的字母数量有限,却能记录丰富的语言,最便于人们学习、使用。它好学、好认、好记、好写,是文字发展的高级阶段”(《语文知识千万》)。我国著名藏学家李有义先生也指出:“藏文字母的创制,从语言学标准来看,也是相当科学的”(《西藏研究》82―1)。它确实比字数繁多、形体复杂的表意文字更符合文字发展的方向和规律。藏文在历史上经过三次“厘定”,已具有完备的文法理论、发达的造词功能、丰富的修辞手法,不可将其与只能粗略地记录语言、在群众中并不通用的原始文字和尚不完备的文字相提并论,一样对待。

  同时,现行藏文的翻译历史与文字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从松赞干布时代到公元十六世纪初,名见经传的藏族翻译家(译师)就有200多人(据藏史《智者喜宴》),翻译事业代代相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深遂宠杂的佛教“因明学”和梵文“声明学”被藏族译师完整地翻译过来,于今因其原文早?,别的文种的译文又不全,藏译文献便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文化财富。国内学者赞誉道:“其译文之准确、通顺、令人叹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藏族文学史》)。此外,历史上藏族学者名人辈出,他们的“作品数量之丰富、运用语言之功力、写作技巧之熟练”,亦“足以给我国民族文学宝库增辉”(出处同前)。藏族学者普同?确列朗杰(1375―1451)一人(著有130多函著作而居于世界文人之冠”(《民族古籍》91―2)。具有如此深厚的语言功底、文化根基和文学素养的藏语文,应该说完全有可能成为任何一种知识领域的载体和传播工具。

  然而距今几个世纪以来,西藏社会日益落伍。由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压抑、禁锢、窒息,现代科学技术在旧西藏几乎等于零。藏语文也几乎与现代文明绝缘,长期囿于传统,再无创新,而且主要成了三大领主奴役西藏人民,宣传宗教迷信的工具。

  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使藏语文也获得了新生,成为传播马列真理,传播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有力工具。三中全会以后的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央对西藏的一系列特殊政策,更为藏语文的使用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自此,不仅藏族传统文化得到全力抢救,大量藏文古典名著络绎出版,而且出现了一批今人藏文新作,推出了一批藏文政论、科普、少儿读物。尤其可喜的是,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巳编译出齐中小学全套藏文版教材,“其中高、初中的数、理、化藏文版教材在藏族教学史上均是首创,结束了藏民族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现代中小学需要的理科藏文版教材的历史”(《当代中国的西藏》)。

  与此同时,用藏语文讲授理科课程的工作,业已开始探索、实践,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据白玛欧珠同志的论文介绍,拉萨中学在89年开办的初一藏语授课试点班,共有学生42人,其中职工子弟6人,市民子弟14人,农牧民子弟22人。开设课程共7门,比用汉语授课的同级各班多3门。结果是,这个班从第一学期开始,学习成绩明显高于其它班。特别是以往藏族同学较难学的数学成绩,竟名列全校榜首,全班平均总分达到81.2分,比同级汉族班高出5?6分,比同级藏族班里总分最高的班高出11分,比总分最低的班则高出22分之多(《西藏教育》藏文版91―3)。可以看出,对藏族学生使用藏语文授课,确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由此不难理解,只要从基础教育入手,藏语文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运用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这是人类语言发展的总趋势。但这种变化是“细微变化的日积月累”,一种漫长、复杂的“渐变”过程(《语言学纲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果经济力量达不到,或者说,没有客观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即使是一种语言的方言分歧,也无法统一起来。藏、汉两语的方言状况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显然,“政治优势并不就是民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优势”(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但是,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执行职务的通用语文,各民族之间不能没有共同的交际工具。在我国,汉语普通话既是汉民族各方言之间的共同语,也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即“国语”。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因为“中华民族”一词,客观上早已用来指中国疆域内有民族认同的十二亿人民。尽管“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但“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因此,从“国语”的角度说,汉语普通话的确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语,这是由国家政体、经济流通及文化交流的需要等诸因素决定的。但须知,它不是每个民族内部的共同语或第一语言。

  那么,普通话与民族语言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这里首先看看《语言学纲要》中对汉语内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问题的阐述:“普通话为全民族服务,方言为一个地区的人们服务的情况,还会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此推而广之,汉语普通话为全国各民族服务,民族语言为本民族群众服务的情况,也会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就是前面所述各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繁荣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汉语文是全国通用语文,为了与各族人民交流联系,为了掌握、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以及为了实际生活中的方便和需要(如升学、就业等),都必须继续坚持和加强汉语文的学习使用。在这方面,西藏也和全国各民族一样,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热情是很高的。

  正因为这样,才相对出现了需要重视使用藏语文的问题。在十分强调“藏语文为主”的今天,仍有许多人“习以为常”,并未引起重视,留下了不少“死角”。很多机关在学习、开会时,不管什么民族,只习惯于使用汉语文;自治区党校前年开设用藏语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因学员“听不懂”又改用汉语文,而学员都是些藏族领导干部;各专业技术学校则从未开设过藏语文课程;不少厅局的编译科室实际上成了闲职部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重视使用藏语文,确有大量具体的工作有待于深入细致地去做;也有各种长期积累下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有待于从基础教育起步,逐步加以克服、扭转。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自治区的《规定》本已明确,藏族干部都要补学藏文,三年以后还要统考发证,表彰优秀,云云。而三年早已过去,未能付之实施。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抓紧兑现。因为民族干部的长处或用武之地也正在于“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懂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当然,做为个人要自觉努力地学习使用藏语文,做为社会则要尽可能改变学用脱节的状况,努力创造(而不是等待)使用藏语文的条件。问题的症结确实在于“使用”二字。假如无处使用,或用途不广,学也没用,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发展便无从谈起。

  我们必须大力提倡首先学会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再以母语为基础去学习汉语文。两者不应互相排斥,不应假托“藏汉语文并用”去冲淡、冲击“藏语文为主”,甚至取代藏语文。而应在藏汉语文的广泛接触中努力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其道理在于,“两种语言的成份很少能够简单地对应,而是要经过复杂的换算”(《语言学大纲》)。这就要求对两种语言都有“比较全面的知识,作细致的比较,找出彼此的异同”(出处同前)。在此基础上必须做好语言的转化,即翻译工作。尤其要做好汉译藏的工作。有同志在研究历史中指出:藏文的佛学经典是先从梵文、帕利文等翻译过来,“佛教乃大盛于藏族居住的青藏高原”。如果有人片面强调梵文、帕利文的重要性,“佛教还能发达到后来那么昌盛的程度吗?”(《中国藏学》91―1)。这里借用这个道理想说明的是,佛教尚且做到借助语文“转化”使自己“昌盛”;今天我们的事业,如果忽视藏语文的作用,怎么可能搞得好呢?我们一定要做好藏语文工作,让其真心成为西藏人民“发展自己的思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提高思想觉悟,提高文化素质的有利工具。

  随着西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不久的将来,藏语文必将从当前主要用做“继承传统文化”与“普及科技常识”工具的水平(或阶段)大大前进一步,在各条战线的利用率会更高,服务对象和领域会更广。斯大林说得好:“为什么要使用本民族语言呢?这是因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巨大的进步”(《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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