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严格按照活佛转世制度来寻访和认定

一、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和政府对活佛的管理
  活佛转世是产生于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僧侣集团为适应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根据西藏古老的灵魂观念和佛教特有的化身理论,为解决教派和寺院首领传承而创立的一种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流派的传承制度。

  13世纪时,元朝统一了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的西藏,扶持藏传佛教萨迦派,设立了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设13个万户府。当时同样影响很大、实力雄厚的噶玛举派认识到,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创立适合教派发展的权力传承机制。作为教派领袖的噶玛拔希在圆寂前决定采用化身转世的方式进行传承,让迥多吉以噶玛拔希转世的身份继承了教派领袖地位,首开活佛转世先河。此后,各教派争相效仿,一时活佛转世蔚然成风,各种转世活佛系统不胜枚举。在几百年的转世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寻访认定转世灵童的工作规范和运作程序。其中就宗教而言,活佛示寂后,有凭吊致祭,供奉法体;诵经祷告,祈求降生;打卦问卜,朝观神湖;国内寻访,反复核查;辨认遗物,检验灵童;剃度入寺,授予法名;正式坐床,系统转世等固定的仪轨和制度。

  由于各教派活佛一般都是各寺院上层中的主要成员,有的还是一派宗教领袖,对西藏地方政治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历代中央政府还是西藏地方政治势力都很重视对活佛,尤其是对大活佛转世系统的管理。原西藏地方政府把管理活佛转世事务当成一项重要的职责,设有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要求所有活佛转世必须报地方政府。历代中央政府更是极为重视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把它当成落实治藏思想和政策的重要手段。

  明朝从实际出发,采取“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的治藏思路,一方面对地方僧俗政治势力封授各种名号,另一方面赏以大量财物,既承认西藏地方各个政治势力的统治地位,也维持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服从关系,从而维持了西藏社会的长期稳定。在封授西藏地方上层时,明朝对大的封建世俗统治者通常封以“王”的封号,对包括大活佛在内的各教派领袖人物则封以“法王”名号。

  清朝治藏思路明显经历了从“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到通过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来安定西藏社会、保卫西南边疆的发展过程。在实施过程中,极大地加强了对活佛及其转世事务的管理,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以乾隆时期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金瓶掣签为标志,形成了完整的管理有关活佛事务的历史定制。民国中央政府继承了清朝的历史定制,使管理活佛转世事务按历史惯例延续下来。

  中央政府管理大活佛转世过程的历史定制一般包括封授或撤销名号,批准转世,批准转世工作班子、工作原则和计划,批准经师人选,确定认定方式,认定转世灵童,批准继位坐床,主持重大活动,授予册印等项具体内容。

二、格鲁派大活佛转世系统和中央政府强化对活佛产生过程的管理
  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了格鲁派。格鲁派在西藏迅速崛起,很快成为影响最大的教派,并传播到蒙古地区。与此同时,其最大活佛转世系统达赖系统和班禅系统也相继形成,宗喀巴的弟子根敦朱巴和克珠杰被分别追认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17世纪上半叶,在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主持下,格鲁派联合蒙古和硕特部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并与清朝建立了联系。

  1644年,清朝入关后实行了扶持格鲁派的政策。1653年,顺治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1713年,康熙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和班禅的名号及其地位。由于格鲁派大活佛拥有西藏政教大权,因此,争夺其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大权的斗争不断发生,并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由拉穆吹忠(护法神)作法降神,指认转世灵童的传统做法,为一些上层贵族、大喇嘛提供了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的机会,造成大活佛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①的结果。为此,乾隆决定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权,以加强管理西藏地方,安定西南边疆。

  1793年,清朝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第一条第一部分阐述了设立金瓶掣签制度的原因;第二部分讲金瓶掣签的基本原则。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拈定。”第三部分规定:“假如找到的灵童仅只一位,也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如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访到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第四部分规定达赖、班禅转世灵童的掣签原则。

  从“二十九条”和管理活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的实践看,清朝管理寻访认定达赖、班禅转世灵童制度的核心内容有:(1)转世事宜由中央主持,驻藏大臣会同西藏地方实施;(2)经中央批准后,西藏地方按宗教仪轨进行寻访,寻访到的候选男童经过甄别灵异,确定三名报中央批准掣签;(3)中央委派驻藏大臣或专员主持仪式和掣签;(4)将中签男童报中央批准后继任,中央特派专员看视灵童并主持坐床典礼;(5)西藏地方报中央批准确定灵童经师、启用前世金印。

  这从制度上保证了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大权始终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更加明确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领属关系,进一步维护了国家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也避免了在转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等现象,体现了佛断神圣、公正无假的宗教理念,符合藏传佛教教义,因而深得民心,对消除争斗战乱,稳定社会局势,巩固祖国边陲,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此,当时的八世达赖和七世班禅表示坚决拥护,由衷感谢皇帝的关爱。八世达赖庄重发布文告,指出金瓶掣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写道:“在这方面,如果查出仍旧以旧俗擅自认定之情形,必将严惩不贷。”②

  民国中央政府沿袭了清朝管理大活佛转世的制度,颁布了《喇嘛转世办法》,并依照历史惯例管理了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转世事宜。

三、寻访认定十一世班禅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的成功范例
  1989年1月28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藏传佛教杰出的领袖十世班禅大师在其驻锡地日喀则德钦颇章圆寂。

  在大师圆寂后的第三天,国务院根据扎什伦布寺和僧众的请求,参照历史惯例,作出了治丧、转世和遗体保护三项决定。就转世问题指出:“由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并视必要请中国佛教协会、佛协西藏分会协助,办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报国务院批准。”③1989年8月,国务院批复扎寺通过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转呈的《关于寻访认定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有关问题的请示》,批准成立寻访班子和顾问班子,着手办理寻访事宜。

  1991和1993年,召开了两次寻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提出了班禅转世必须遵循爱国主义、扎寺负责、国内寻访、中央批准、在扎寺坐床和培养的五项基本原则,宣布必须坚持金瓶掣签制度,坚持中央政府主持、领导,坚持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寻访、认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到1995年4月,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工作程序,完成了祈祷转世、观看神湖、秘密寻访和灵童遴选等事宜,采用金瓶掣签办法的有关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历时6年的寻访认定工作有望圆满成功。

  就在寻访认定工作紧张进行之际,1995年5月1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无视藏传佛教在数百年实践中早已形成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擅自宣布所谓的“班禅转世灵童”。这一行径践踏了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完全违背了广大信教群众期盼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真身早日显现的强烈愿望,否定了我国宗教界和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以及班禅大师的主寺扎寺广大僧众在寻访过程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严重干扰了转世工作的正常进程,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央政府的拒绝和包括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

  1995年11月举行的第三次寻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重申了坚持金瓶掣签制度寻访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基本原则。1995年11月10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扎寺的报告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确定三名男童作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候选对象的请示》。11月25日,国务院作出批复:“同意坚赞诺布、贡桑旺堆、阿旺南追3名男童作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候选对象。按历史定制,适时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由国务院派员主持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真身1名,再报国务院批准继位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以昭大信。”11月29日凌晨5时许,举世瞩目的金瓶掣签仪式举行。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波密·强巴洛珠郑重从金瓶内掣出一根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着坚赞诺布的签牌,经国务院代表和特派专员及在座的高僧大德的验视、确认后,国务院特派专员江村罗布当即宣布嘉黎县坚赞诺布中签。当天,国务院批准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呈报的《请国务院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请示》,国务院代表罗干在册立仪式上宣读了国务院的批复。

  1995年12月3日,国务院批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扎寺报告呈报的《关于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典礼的请示》。12月8日,坐床典礼在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李铁映和中央特派专员江村罗布、叶小文负责主持和督察坐床典礼。李铁映代表国务院宣读了《国务院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典礼的请示〉的批复》。十一世班禅在李铁映代表的照护下安稳地坐上班禅额尔德尼的根本法床,并接受中央政府颁授的金册、金印。1996年1月12日,十一世班禅和扎寺致谢团拜见国家主席江泽民,感谢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寻访认定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和十一世班禅继位这一佛门盛事圆满完成。

  十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寻访事宜,完全符合大师“乘愿再来”的遗愿,自始至终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进行,充分发挥了扎什伦布寺广大爱国僧众的主体作用和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骨干作用,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和全国有关省、市、自治区佛协分会的积极配合,充分尊重了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利和根本利益。这也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引导藏传佛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结果。同时,在严格遵循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的基础上,又结合现实特点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一是将金瓶掣签地点改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这既充分体现了“佛断”的神圣性,又符合十世班禅大师的遗愿,符合“二十九条”的本意和变化了的国情;二是由中央特派专员验签,驻锡寺民管会主任投签,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掣签,体现了充分尊重藏传佛教人士的思想;三是鉴于西藏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变革,废弃了授予灵童父母庄园农奴的“尧奚”制度的传统。

  实践充分证明,第十一世班禅寻访认定的整个过程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工作的成功范例,给我们提供了既符合历史定制、宗教仪轨、金瓶掣签和中央批准的历史传统,又蕴含与时俱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精神,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成功经验。所以说,这是一件垂范后世、昭彰未来的佛门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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