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一年》:江孜一座城市的生活史

一、人类学的视角
  纪录片《西藏一年》采用的是一种人类学视角。关于此片的创作,旅英作家、导演书云说,我们拍摄西藏江孜八个普通的西藏人一年的生活,从金色的夏季到绿色的春天,在四季的轮回中呈现今天的西藏人的生活。“作为一个导演,我解决不了政治家做的大问题,但我希望在人心之间架个桥梁,让大家多些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西藏一年》的摄制组以记录生活点滴进程的伴随式拍摄方式,把藏族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文化含义通过不动声色的叙述表现出来,从而呈现出一个与过去纪录片作品中完全不一样的“西藏”。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一般要求在一个地方长期跟踪,以发现生活表象下面的本质意义,即深描。纪录片《西藏一年》里鲜活的人物形象的获得,正是通过这种深描的方式取得的。《西藏一年》的摄制组在江孜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把每天发生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在第一集夏末,十一世班禅来白居寺视察显然是个重大事件,对于这部纪录片来说,这一重大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

二、参与式的拍摄方式
  为了保证纪录影像的真实性,当代纪录片分为两种对立的派别: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真实电影认为,真实并不仅仅是表面的记录所保证的,因此通过采访,让被采访者讲出平时不愿意说的话语,摄影机扮演一个介入者的角色。直接电影则认为,摄影机的不介入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真实,为了把对被拍摄对象的干预降到最低,摄影机可以尽量保持一种冷静旁观的态度。其实,无论是真实电影还是直接电影,争论的根源在于影像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归结到一点是导演了生活还是保持生活的原初状态。这对于《西藏一年》非常重要,因为西藏本来就是政治敏感地区,观众对这里的宗教文化的神秘感与对媒体报道的不信任是结伴而行的,而来自东西方媒体的政治偏见又加剧了这一倾向。因此对于《西藏一年》的导演书云来说,最根本的是需要保持原来生活的本来面貌,而不是导演生活。

  人类学视野下被拍摄者的参与不是一般的参与,而是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沟通:从一个普通人身上发现一个民族的闪光之处,并由此进入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西藏一年》摄制组在江孜一年的拍摄时间,记录了八位不同职业的普通人的生活,从寺院喇嘛、乡村法师、酒店老板、乡村医生、三轮车夫到妇女干部、包工头、孕妇,内容涵盖了江孜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从细微入手,进而获得对整体认识的观察方式正是人类学纪录片所独有的参与式、观察式拍摄影像的方法。

三、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
  对于一部纪录片而言,如果说视角在前期策划形成,是对于未来作品走向的预测,拍摄方式是对于素材的择取,是形成作品的原始材料,那么,结构则是对作品整体框架的搭建。通过结构的安排,一部纪录片最终得以定型。

  《西藏一年》采用的是一种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

  首先,我们看到这部纪录片每集都有一个中心线索,在确立了这条线索后,其余线索都作为副线与主线交织发展。比如第一集中,迎接十一世班禅来白居寺是中心线索,德吉生孩子是次要线索,中心线索串联起两个有关联的事件。《西藏一年》其他各集也都有一个中心事件,在《秋》一集是央贞一家的故事,《冬》两集分别是三轮车夫拉巴的故事和白居寺文物被盗后围绕文物保护寺庙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春》讲述白居寺的年轻僧人次平的故事,最后高潮是藏民族迎接佛诞节。

  《西藏一年》通过每集设置一个中心线索,随着情节的发展这条中心线索自然消失,引出下一集,既线索清晰,又留下悬念,为作品的情节增加戏剧性。比如本片第一集《夏末》主线是迎接十一世班禅来白居寺,辅助线索是次旦法师给唐迈乡百姓驱魔治病,第一集随着班禅来到白居寺视察完毕,主线结束。第二集《秋》,开篇就是次旦行医的画面并引出他的一家,我们在这里看到特殊的一妻多夫制度。通过这种结构方式,次旦法师在第一集出现,但其身份、地位、生活环境却是在第二集才被观众了解。

  通过多线交织的结构,纪录片《西藏一年》得以实现对西藏江孜地区社会生活的全景式透视,而其中不同人物、事件线索的升沉起伏,则为故事创造了更多的悬念,增加了作品的可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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